寻溯中华文明,请来洛阳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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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溯中华文明,请来洛阳城“兴亡百变物(bǎibiànwù)自闲,富贵一朝名不朽(bùxiǔ)。细思物理坐叹息,人生安得如汝寿。”
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歌》的最后两句,由石鼓及人,写尽“小我(wǒ)”在(zài)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(shīzhōng)的石鼓被网友视为“九大镇国之宝”之首,康有为这样提起它: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(yì)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
石鼓出土于唐初,地点在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北阪(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),距今已1300余年(yúnián),屡遭时艰,却绵延保存至今(zhìjīn),先后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(wèi)它著书立说。
石鼓在唐代时关注者虽多(如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、张怀瓘等),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,却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了(le)两百年后(hòu),石鼓在宋代(sòngdài)突然成明星,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,不幸(bùxìng)赶上了“靖康之变”,又流落到(dào)北京,被弃之荒野,却因祸得福(yīnhuòdéfú),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(gǔqì)”之厄。1312年,石鼓迁入国子学(后改名国子监),平静地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,石鼓“南迁(nánqiān)”复“西迁”,两遭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,又因种种牵扯,留在了故宫。
如今(rújīn),游客可在宁寿宫建筑群的珍宝馆内看到石鼓,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(境)展览(zhǎnlǎn)文物清单》,但(dàn)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,仍有太多的谜:制于何时?为什么要造它?为何如此珍贵?该怎样去欣赏?……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(xiānshēng)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,以及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(kàngrìzhànzhēng)时期石鼓迁藏考略》一文,试作解读。
故宫藏明拓(cángmíngtuò)战国石鼓文册为什么制成鼓状?
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,武德年间(李渊的年号(hào))说较佳。
唐书法家窦臮(音如寄,通暨)在《述书赋》中称:“岐州雍城南(chéngnán)有周宣王猎碣十枚,并作鼓形,上有篆文(zhuànwén),今见打本(拓片)。吏部侍郎(shìláng)苏勖(音如蓄(yīnrúxù))记卷首云:‘世咸言笔迹存者,李斯最古,不知史籀(音如宙,籀文是一种古代字体,即大篆)之迹,近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(shígǔ)的最早记录。
苏勖逝于唐武德年间,石鼓出土不会(búhuì)晚于此。
石鼓是10个(gè)刻有文字的鼓状花岗岩块,高约90厘米,直径约60厘米,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文前两字,命名为: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(wú)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(音如千,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)殹(音如亿,意如(yìrú)也、兮)、田车、銮车、霝(音如零,意为飞溅(fēijiàn))雨。
为什么制成鼓状?郭沫若先生认为:“这应该就是游牧生活(shēnghuó)的(de)一种反映。它象征的是天幕(tiānmù),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,今人所谓(suǒwèi)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,石鼓造于秦襄公(?—前766年)时,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。
官波舟先生(xiānshēng)则认为(rènwéi),石鼓应制于秦惠文王称王时,即前325年,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认为,石鼓应称(yīngchēng)“发现”,而非“出土”,但秦人祭礼独特(dútè),“祭天曰燔(音凡,意为烧)柴,祭地曰瘗薶(音毅埋)”,“既祭,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(yǐqián)无石鼓记录,可见它应被埋起来,很难看到,称“出土”无误。
如石鼓造于秦惠文王,此时秦的国力已强,秦人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祭品(jìpǐn)做成鼓状(chénggǔzhuàng),可能是图省事——石材来自附近(fùjìn)河滩,早被谁冲击成鼓状,没必要改成别的。
石鼓震撼(zhènhàn)唐代文人圈,“虞(yú)(世南)、褚(遂良)、欧阳(询)共称妙墨”,官波舟认为原因有六:
一是甲骨文、金文皆刀刻或铸造;石鼓文则有了笔意(bǐyì),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书写味。
二是甲骨文(jiǎgǔwén)、金文偏旁部首随意性强;石鼓文(shígǔwén)则偏旁部首固定,规范严格。
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羼(chàn)有象形字;石鼓文已线条化,蜕尽象形痕迹。
四是甲骨文、金文或圆(yuán)或扁;石鼓文已接近方块字。
五是甲骨文、金文结体(jiétǐ)多变,或疏或密;石鼓文的结体严谨,有(yǒu)了章法。
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或(huò)粗或细;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
在汉字发展史(fāzhǎnshǐ)上,石鼓文承上启下,此外,它还是上古文学史的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《吾车》与(yǔ)《诗经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有相同处。郭沫若说:“石鼓诗不仅(bùjǐn)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(zuòpǐn)的真实宝贵资料,而且(érqiě)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
石鼓文“重法”,后来开新者、复古者都能拿它(tā)当借口。宋代诗人梅尧臣(méiyáochén)认为:“历秦汉魏下及唐,无人著眼来形相。村童戏坐老死丧,世复(shìfù)一世如鸟翔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。
806年(nián),韩愈上书,请求(qǐngqiú)将石鼓移入太学珍藏,却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,痛斥陋儒当道,“方今(jīn)太平日无事,柄任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尚论列,愿借辩口如悬河”。
818年,名臣郑(zhèng)余庆把石鼓(shígǔ)移到凤翔孔庙存放,出土近200年的石鼓终于有了遮风避雨处。
石鼓文赵明诚的思路有点怪(guài)
唐末至宋初,中原战乱(zhànluàn),石鼓遗失。
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(chírèn)凤翔知府时,找回9件石鼓(shígǔ),安置于府门庑下,“外以木棂护之”,惟缺“乍原”石鼓。传说(chuánshuō)宋仁宗偶读韩愈《石鼓歌》,大感兴趣(gǎnxìngqù),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,司马池凑不齐,便交上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,被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
此说不确,司马光(sīmǎguāng)说“吾本寒家,世以清白相承”,司马池(chí)为官清廉,且能力出众,深得宋仁宗信任(xìnrèn)。将石鼓迁至汴梁的不是宋仁宗,而是宋徽宗。
苏轼科举成功后,首(shǒu)任期(三年)也在凤翔,趁机精研石鼓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,北宋时(shí)“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,不可识者过半”,元代只剩386字,明清又(yòu)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(jìng)“钩”出657字,在所有版本中最多。
学者韩立平认为,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激烈对立,而苏轼“读书万卷不读律”。苏轼认为,“新政”弊端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”,想借石鼓(shígǔ)文研究,重振“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(xíng),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古代风范,坚持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下令(xiàlìng)造(zào)的,周宣王是中兴之君,打败了(le)强劲的外敌,成为儒家寄情的最佳对象(duìxiàng)。
宋代富而不强,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(guānhuái),但只会从故纸堆中(zhōng)找方案。
赵明诚(zhàomíngchéng)便从石鼓中(zhōng)看出了奇怪(qíguài)的“大学问”:“余观秦以前(yǐqián)碑刻,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,如今世以为碓臼者,石性既坚顽难坏,又不堪他用,故能存至今。汉以后碑碣,石虽精好,然亦易剥缺,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。”
赵明诚(zhàomíngchéng)以为,石鼓得以传承,因只用烂(làn)石材,无二次利用价值,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,事事有理”。
此说无据,宋仁宗皇祐四年(1052年),金石学家向传师看到一张“乍原”石鼓(shígǔ)的拓片,知其尚在人间,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(láizì)太氏(tàishì)家族,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瘟疫,已(yǐ)荒芜,经持续不懈努力,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,可惜上半部被削去,下半部则被掏成臼,用来舂米,好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(sìxíng)文字。可见,石鼓可以再利用。
北宋(běisòng)大观二年(1108年),宋徽宗将石鼓调运至汴梁,藏(cáng)在太学。宣和元年(1119年),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,存于保和殿稽古阁,并在字(zì)口中填金,设围栏防护。
靖康元年(1126年),金(jīn)兵攻占汴梁,石鼓与大量文物被劫至今北京,金人刮走了嵌入(qiànrù)的黄金,将(jiāng)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,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,刻意向金国使节(shǐjié)询问石鼓的下落,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”。
洪迈曾写《石鼓诗》,末句感慨:“致主有心歌小雅,汗颜(hànyán)无术(wúshù)下登三。”意思是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建功立业,却没才能(cáinéng)达到更高境界。
金正隆三年(nián)(1158年),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,幸石鼓早被遗弃,官方亦不知它在何处,使它躲过(duǒguò)了一劫。元代大德十一年(1307年),大学士虞集(yújí)在泥草(cǎo)中发现石鼓,元皇庆元年(1312年),迁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门下(ménxià),此后600多年无播迁。
差点没上(shàng)“南迁”名单
明清时(shí),石鼓成“千秋法物”,权力垄断了相关操作。
据学者施安昌在《乾隆与石鼓(shígǔ)文》一文中钩沉(gōuchén),乾隆从39岁到80岁,多次为(wèi)石鼓写诗、制帖、办文会。39岁时,乾隆拓石鼓文一份,并作《石鼓歌》,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一首,装入精美木匣,供奉在皇帝听政的(de)乾清宫。
73岁时,乾隆得石鼓文的(de)元拓本,是当时所见最早拓本,乾隆据此写了详细的校碑记录,并让和珅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(zhàobǐngchōngzuò)诗跋。79岁时,乾隆令仿刻(fǎngkè)石(kèshí)鼓。80岁时,仿刻完成(wánchéng),一套放在国子监孔庙大成门外,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。
通过这些(zhèxiē)操作,乾隆娴熟地扮演“述古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文(chóngwén)”的形象。
1933年4月19日,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学者彭海军(hǎijūn)钩沉,早在(zài)1932年9月,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、朱启钤等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(tǎolùn)“文物南迁”。当时社会上不(bù)乏反对声,胡适、鲁迅、周养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,可效欧洲,将北平划为文化区,不驻兵、不作军事根据地构想,期待日军遵守国际公约(guójìgōngyuē)。
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,国民政府(guómínzhèngfǔ)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”,当时石鼓不属于(shǔyú)故宫博物院,初期没列(méiliè)在南迁名单中,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严回忆:“第一批箱件运走后……有一天,我忽然奉到院长(yuànzhǎng)的(de)密令,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将两庑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(zhēnshì)一件晴天霹雳,既重大又困难的课题。”
它们是故事最多(zuìduō)的石头
石鼓重,且“时间久远,石皮和石心已经逐呈剥离之状,稍有不慎,文字石皮就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(fǎnfùyánjiū),决定先用(xiānyòng)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,此一道工序,就干了近一个月,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,继而用细麻绳(máshéng)扎紧,用厚绵纸裱糊(biǎohú),再用粗麻绳捆绑,外裹三四层棉被,放入特制木箱,以稻草塞紧,致“每鼓重逾两吨(liǎngdūn)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,共11大箱(dàxiāng)。
在(zài)迁移中,有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(děngxiǎn),石鼓一路封闭,1937年12月到(dào)石鼓发现地宝鸡县,特意开箱启封,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3天。
抗战结束后(hòu),文物回迁,遇(yù)两次车祸:一是(shì)在江津县广兴乡,方向盘拉杆断裂,车翻入稻田,好在“石鼓(shígǔ)箱仅仅是外面沾满了泥”;二是距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,车冲下山坡,附运的家具被摔坏,石鼓箱破裂,竟然无损。
坊间(fāngjiān)传说,石鼓差点去台湾,因轮船超载,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,石鼓没上迁台名单,一是仅(jǐn)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,石鼓不归其中任何一家;二是石鼓重(zhòng),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
石鼓一直(yìzhí)在南京仓库中,直到1950年初运回(yùnhuí)北京,当时国子监正办训练班,空间不足,暂(zàn)放在故宫,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,文物局决定,石鼓和《石鼓文音训(yīnxùn)》刻石永久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底座仍在国子监。
故宫石鼓馆在皇极殿东庑房,逛珍宝馆的游客很容易忽略它,但那里有中国故事最多的10块大石头,历经千年奔波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,它们仍(réng)屹立在那里,讲述着岁月风雨(fēngyǔ)无法抹(mǒ)去的顽强。(责任编辑:沈沣(shěnfēng))
来源:北京晚报(běijīngwǎnbào)·五色土
“兴亡百变物(bǎibiànwù)自闲,富贵一朝名不朽(bùxiǔ)。细思物理坐叹息,人生安得如汝寿。”
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歌》的最后两句,由石鼓及人,写尽“小我(wǒ)”在(zài)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(shīzhōng)的石鼓被网友视为“九大镇国之宝”之首,康有为这样提起它: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(yì)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
石鼓出土于唐初,地点在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北阪(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),距今已1300余年(yúnián),屡遭时艰,却绵延保存至今(zhìjīn),先后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(wèi)它著书立说。
石鼓在唐代时关注者虽多(如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、张怀瓘等),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,却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了(le)两百年后(hòu),石鼓在宋代(sòngdài)突然成明星,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,不幸(bùxìng)赶上了“靖康之变”,又流落到(dào)北京,被弃之荒野,却因祸得福(yīnhuòdéfú),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(gǔqì)”之厄。1312年,石鼓迁入国子学(后改名国子监),平静地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,石鼓“南迁(nánqiān)”复“西迁”,两遭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,又因种种牵扯,留在了故宫。
如今(rújīn),游客可在宁寿宫建筑群的珍宝馆内看到石鼓,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(境)展览(zhǎnlǎn)文物清单》,但(dàn)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,仍有太多的谜:制于何时?为什么要造它?为何如此珍贵?该怎样去欣赏?……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(xiānshēng)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,以及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(kàngrìzhànzhēng)时期石鼓迁藏考略》一文,试作解读。
故宫藏明拓(cángmíngtuò)战国石鼓文册为什么制成鼓状?
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,武德年间(李渊的年号(hào))说较佳。
唐书法家窦臮(音如寄,通暨)在《述书赋》中称:“岐州雍城南(chéngnán)有周宣王猎碣十枚,并作鼓形,上有篆文(zhuànwén),今见打本(拓片)。吏部侍郎(shìláng)苏勖(音如蓄(yīnrúxù))记卷首云:‘世咸言笔迹存者,李斯最古,不知史籀(音如宙,籀文是一种古代字体,即大篆)之迹,近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(shígǔ)的最早记录。
苏勖逝于唐武德年间,石鼓出土不会(búhuì)晚于此。
石鼓是10个(gè)刻有文字的鼓状花岗岩块,高约90厘米,直径约60厘米,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文前两字,命名为: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(wú)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(音如千,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)殹(音如亿,意如(yìrú)也、兮)、田车、銮车、霝(音如零,意为飞溅(fēijiàn))雨。
为什么制成鼓状?郭沫若先生认为:“这应该就是游牧生活(shēnghuó)的(de)一种反映。它象征的是天幕(tiānmù),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,今人所谓(suǒwèi)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,石鼓造于秦襄公(?—前766年)时,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。
官波舟先生(xiānshēng)则认为(rènwéi),石鼓应制于秦惠文王称王时,即前325年,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认为,石鼓应称(yīngchēng)“发现”,而非“出土”,但秦人祭礼独特(dútè),“祭天曰燔(音凡,意为烧)柴,祭地曰瘗薶(音毅埋)”,“既祭,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(yǐqián)无石鼓记录,可见它应被埋起来,很难看到,称“出土”无误。
如石鼓造于秦惠文王,此时秦的国力已强,秦人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祭品(jìpǐn)做成鼓状(chénggǔzhuàng),可能是图省事——石材来自附近(fùjìn)河滩,早被谁冲击成鼓状,没必要改成别的。
石鼓震撼(zhènhàn)唐代文人圈,“虞(yú)(世南)、褚(遂良)、欧阳(询)共称妙墨”,官波舟认为原因有六:
一是甲骨文、金文皆刀刻或铸造;石鼓文则有了笔意(bǐyì),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书写味。
二是甲骨文(jiǎgǔwén)、金文偏旁部首随意性强;石鼓文(shígǔwén)则偏旁部首固定,规范严格。
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羼(chàn)有象形字;石鼓文已线条化,蜕尽象形痕迹。
四是甲骨文、金文或圆(yuán)或扁;石鼓文已接近方块字。
五是甲骨文、金文结体(jiétǐ)多变,或疏或密;石鼓文的结体严谨,有(yǒu)了章法。
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或(huò)粗或细;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
在汉字发展史(fāzhǎnshǐ)上,石鼓文承上启下,此外,它还是上古文学史的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《吾车》与(yǔ)《诗经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有相同处。郭沫若说:“石鼓诗不仅(bùjǐn)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(zuòpǐn)的真实宝贵资料,而且(érqiě)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
石鼓文“重法”,后来开新者、复古者都能拿它(tā)当借口。宋代诗人梅尧臣(méiyáochén)认为:“历秦汉魏下及唐,无人著眼来形相。村童戏坐老死丧,世复(shìfù)一世如鸟翔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。
806年(nián),韩愈上书,请求(qǐngqiú)将石鼓移入太学珍藏,却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,痛斥陋儒当道,“方今(jīn)太平日无事,柄任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尚论列,愿借辩口如悬河”。
818年,名臣郑(zhèng)余庆把石鼓(shígǔ)移到凤翔孔庙存放,出土近200年的石鼓终于有了遮风避雨处。
石鼓文赵明诚的思路有点怪(guài)
唐末至宋初,中原战乱(zhànluàn),石鼓遗失。
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(chírèn)凤翔知府时,找回9件石鼓(shígǔ),安置于府门庑下,“外以木棂护之”,惟缺“乍原”石鼓。传说(chuánshuō)宋仁宗偶读韩愈《石鼓歌》,大感兴趣(gǎnxìngqù),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,司马池凑不齐,便交上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,被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
此说不确,司马光(sīmǎguāng)说“吾本寒家,世以清白相承”,司马池(chí)为官清廉,且能力出众,深得宋仁宗信任(xìnrèn)。将石鼓迁至汴梁的不是宋仁宗,而是宋徽宗。
苏轼科举成功后,首(shǒu)任期(三年)也在凤翔,趁机精研石鼓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,北宋时(shí)“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,不可识者过半”,元代只剩386字,明清又(yòu)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(jìng)“钩”出657字,在所有版本中最多。
学者韩立平认为,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激烈对立,而苏轼“读书万卷不读律”。苏轼认为,“新政”弊端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”,想借石鼓(shígǔ)文研究,重振“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(xíng),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古代风范,坚持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下令(xiàlìng)造(zào)的,周宣王是中兴之君,打败了(le)强劲的外敌,成为儒家寄情的最佳对象(duìxiàng)。
宋代富而不强,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(guānhuái),但只会从故纸堆中(zhōng)找方案。
赵明诚(zhàomíngchéng)便从石鼓中(zhōng)看出了奇怪(qíguài)的“大学问”:“余观秦以前(yǐqián)碑刻,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,如今世以为碓臼者,石性既坚顽难坏,又不堪他用,故能存至今。汉以后碑碣,石虽精好,然亦易剥缺,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。”
赵明诚(zhàomíngchéng)以为,石鼓得以传承,因只用烂(làn)石材,无二次利用价值,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,事事有理”。
此说无据,宋仁宗皇祐四年(1052年),金石学家向传师看到一张“乍原”石鼓(shígǔ)的拓片,知其尚在人间,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(láizì)太氏(tàishì)家族,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瘟疫,已(yǐ)荒芜,经持续不懈努力,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,可惜上半部被削去,下半部则被掏成臼,用来舂米,好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(sìxíng)文字。可见,石鼓可以再利用。
北宋(běisòng)大观二年(1108年),宋徽宗将石鼓调运至汴梁,藏(cáng)在太学。宣和元年(1119年),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,存于保和殿稽古阁,并在字(zì)口中填金,设围栏防护。
靖康元年(1126年),金(jīn)兵攻占汴梁,石鼓与大量文物被劫至今北京,金人刮走了嵌入(qiànrù)的黄金,将(jiāng)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,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,刻意向金国使节(shǐjié)询问石鼓的下落,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”。
洪迈曾写《石鼓诗》,末句感慨:“致主有心歌小雅,汗颜(hànyán)无术(wúshù)下登三。”意思是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建功立业,却没才能(cáinéng)达到更高境界。
金正隆三年(nián)(1158年),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,幸石鼓早被遗弃,官方亦不知它在何处,使它躲过(duǒguò)了一劫。元代大德十一年(1307年),大学士虞集(yújí)在泥草(cǎo)中发现石鼓,元皇庆元年(1312年),迁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门下(ménxià),此后600多年无播迁。
差点没上(shàng)“南迁”名单
明清时(shí),石鼓成“千秋法物”,权力垄断了相关操作。
据学者施安昌在《乾隆与石鼓(shígǔ)文》一文中钩沉(gōuchén),乾隆从39岁到80岁,多次为(wèi)石鼓写诗、制帖、办文会。39岁时,乾隆拓石鼓文一份,并作《石鼓歌》,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一首,装入精美木匣,供奉在皇帝听政的(de)乾清宫。
73岁时,乾隆得石鼓文的(de)元拓本,是当时所见最早拓本,乾隆据此写了详细的校碑记录,并让和珅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(zhàobǐngchōngzuò)诗跋。79岁时,乾隆令仿刻(fǎngkè)石(kèshí)鼓。80岁时,仿刻完成(wánchéng),一套放在国子监孔庙大成门外,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。
通过这些(zhèxiē)操作,乾隆娴熟地扮演“述古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文(chóngwén)”的形象。
1933年4月19日,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学者彭海军(hǎijūn)钩沉,早在(zài)1932年9月,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、朱启钤等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(tǎolùn)“文物南迁”。当时社会上不(bù)乏反对声,胡适、鲁迅、周养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,可效欧洲,将北平划为文化区,不驻兵、不作军事根据地构想,期待日军遵守国际公约(guójìgōngyuē)。
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,国民政府(guómínzhèngfǔ)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”,当时石鼓不属于(shǔyú)故宫博物院,初期没列(méiliè)在南迁名单中,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严回忆:“第一批箱件运走后……有一天,我忽然奉到院长(yuànzhǎng)的(de)密令,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将两庑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(zhēnshì)一件晴天霹雳,既重大又困难的课题。”
它们是故事最多(zuìduō)的石头
石鼓重,且“时间久远,石皮和石心已经逐呈剥离之状,稍有不慎,文字石皮就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(fǎnfùyánjiū),决定先用(xiānyòng)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,此一道工序,就干了近一个月,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,继而用细麻绳(máshéng)扎紧,用厚绵纸裱糊(biǎohú),再用粗麻绳捆绑,外裹三四层棉被,放入特制木箱,以稻草塞紧,致“每鼓重逾两吨(liǎngdūn)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,共11大箱(dàxiāng)。
在(zài)迁移中,有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(děngxiǎn),石鼓一路封闭,1937年12月到(dào)石鼓发现地宝鸡县,特意开箱启封,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3天。
抗战结束后(hòu),文物回迁,遇(yù)两次车祸:一是(shì)在江津县广兴乡,方向盘拉杆断裂,车翻入稻田,好在“石鼓(shígǔ)箱仅仅是外面沾满了泥”;二是距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,车冲下山坡,附运的家具被摔坏,石鼓箱破裂,竟然无损。
坊间(fāngjiān)传说,石鼓差点去台湾,因轮船超载,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,石鼓没上迁台名单,一是仅(jǐn)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,石鼓不归其中任何一家;二是石鼓重(zhòng),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
石鼓一直(yìzhí)在南京仓库中,直到1950年初运回(yùnhuí)北京,当时国子监正办训练班,空间不足,暂(zàn)放在故宫,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,文物局决定,石鼓和《石鼓文音训(yīnxùn)》刻石永久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底座仍在国子监。
故宫石鼓馆在皇极殿东庑房,逛珍宝馆的游客很容易忽略它,但那里有中国故事最多的10块大石头,历经千年奔波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,它们仍(réng)屹立在那里,讲述着岁月风雨(fēngyǔ)无法抹(mǒ)去的顽强。(责任编辑:沈沣(shěnfēng))
来源:北京晚报(běijīngwǎnbào)·五色土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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