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伏发电让营区供电不间断 跟随记者探访军营建设新成效
光伏发电让营区供电不间断 跟随记者探访军营建设新成效
光伏发电让营区供电不间断 跟随记者探访军营建设新成效——七七事变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(bàofā)
卢沟桥之岁月(中国画,中国美术馆藏,入选(rùxuǎn)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展(zuòpǐnzhǎn) 陈辉 作)
北京西郊,卢沟桥下,永定河水(shuǐ)静静流淌。
河畔的宛平城,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。广场上,象征(xiàngzhēng)国人苏醒的“卢沟(lúgōu)醒狮”雕塑仿佛正无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
在宛平,我们至今(zhìjīn)仍能听见那熟悉的歌谣:“卢沟桥,卢沟桥,男儿(nánér)坟墓在此桥,最后关头已临到,牺牲到底不屈挠!”
卢沟晓月,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,寓意着和谐(héxié)安宁。
1937年7月7日夜,阴沉,无(wú)月。中华大地,安宁不再。
这天深夜,日军诡称一名士兵“失踪”,蛮横要求进入宛平城(wǎnpíngchéng)搜查,遭中国(zhōngguó)守军拒绝后,即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,并悍然炮轰(pàohōng)宛平城。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此开始。
卢沟桥畔的(de)枪声,激起中国人民奋勇反抗,吹响(chuīxiǎng)了全民族抗战总动员的号角。
卢沟桥事变后第4天,新西兰记者詹姆斯·贝特兰来到北平。贝特兰在报道中(zhōng)写道:“1500年前,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;而现在(xiànzài),日本却(què)用坦克和大炮来答礼。”
日本,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,用长(yòngzhǎng)达半个世纪的蚕食和侵略,翻开(fānkāi)了近代以来(yǐlái)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:甲午战争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,1900年(nián)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北京,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、侵犯中国东北(dōngběi)领土和主权,1914年侵占青岛(qīngdǎo),1915年提出“二十一条”,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、侵占中国东北全境,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……
一把斧头、几根木棍捆在一起,拉丁语(lādīngyǔ)叫Fasces。它是一种刑具(xíngjù),也象征着权力,后被音译为:法西斯。
1919年3月,墨索里尼在(zài)意大利建立“战斗的法西斯党”。同一年,希特勒(xītèlēi)加入“德意志工人党”,在党内(dǎngnèi)推行“德国法西斯主义”,即“纳粹主义”。
也是(shì)在这一年,一个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北一辉,苦心炮制出一部(yībù)《日本改造法案大纲》,疯狂鼓吹侵略理论和法西斯政纲。
随后,这部让人匪夷所思(fěiyísuǒsī)的大纲竟然堂而皇之(tángérhuángzhī)进入日本皇宫“大学寮”。东西方法西斯的邪恶轴心连在一起,为(wèi)侵略找到借口。大批日本少壮派军官眼光贪婪地盯向彼时孱弱的中国。
这份(zhèfèn)贪婪,我们可以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展陈的档案中看出端倪(duānní)。
“惟欲征服支那,必先征服满蒙(mǎnméng);如欲征服世界,必先征服支那。”
这是1927年(nián)7月,日本首相兼(jiān)外相田中义一上奏给裕仁天皇的奏折,也就是臭名昭著的《田中奏折》。
日本此后的对外侵略战争,正是按奏折中(zhōng)的设计进行的。
10年后,在中国的版图上,日本(rìběn)军事力量的存在已令人(lìngrén)触目惊心——东北盘踞着日本关东军,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扬威耀武,日本战舰在中国内河近海随意停泊、游弋(yóuyì)。
在北平周围(zhōuwéi),不仅分布着近万(wàn)日本的中国驻屯军,北面的热河还集结有日本关东军,东面有日本扶植的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伪保安队17000余人,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4万人(wànrén)。
谁都知道,日本对华发动全面(quánmiàn)侵略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借口。1937年7月(yuè)7日,这头贪婪的野兽终于等不及了。
征服中国是日本法西斯集团争霸世界的既定方针和关键步骤。在(zài)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初步形成(xíngchéng),其与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构成世界主要矛盾的形势(xíngshì)下,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,已超出(chāochū)中日两国的范围,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。
“中国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个拥有(yōngyǒu)自治部落的(de)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……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。”这是九一八事变前,板垣征四郎(zhēngsìláng)给关东军动员时的讲话。
在日本侵略者(qīnlüèzhě)眼中,中国是一个混乱(hùnluàn)、分裂、缺乏组织和团结的国家。
正因为如此,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关东军仅仅用了4个月零(líng)18天,就将相当于(xiāngdāngyú)日本国土3.5倍的东北大地侵吞。
然而,卢沟桥不是(búshì)柳条湖(liǔtiáohú),1937年的中国也不是1931年的中国,更不是1895年的中国。
此时的中国,在一个先进(xiānjìn)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下,英雄的人民(rénmín)正在觉醒。
“平津危急(wēijí)!华北危急!中华民族危急!”
7月8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二天,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: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,才是中国的(de)出路(chūlù);号召全国人民、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(tuánjiéqǐlái),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,抵抗日本的侵略。
当天下午,蒋介石收到(shōudào)毛泽东、朱德等人联名发来的电报,要求实行(shíxíng)全国(quánguó)总动员,保卫平津、保卫华北、收复失地,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,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。
正在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海伦·斯诺报道:“红军一直(yìzhí)处于动员状态,5分钟之内就能作好开往前线的一切准备。七七事变后,他们更是(gèngshì)心急如焚,整装待发(zhěngzhuāngdàifā)。”
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(hé)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下,国民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(biànhuà)。
“如果战端(zhànduān)一开,那就是地无分南北,年无分老幼,无论(wúlùn)何人,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。”7月17日,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。
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,毛泽东予以积极地评价:“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,为国民党(guómíndǎng)多年以来(yǐlái)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,因此受到了我们和(hé)全国同胞的欢迎。”
以国共合作为(wèi)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,中国由此进入全(quán)民族抗战阶段。
不久,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出现在人们(rénmen)眼前——八路军总指挥朱德(zhūdé)和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,并肩站在了一起。
这一次,曾被国民党以10万大洋悬赏的红军将领(jiànglǐng)和(hé)曾率军“围剿”他的对手,进入了同一个战壕。
兄弟阋于墙,外御其侮。1937年8月25日,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,将中国工农红军(hóngjūn)第一、第二、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(wèi)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。民族(mínzú)危急关头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士,主动放下恩怨,与昔日的对手并肩走向抗敌战场(zhànchǎng)。
在忻口,八路军与国民党军联合作战,歼灭日军2万余人,创造(chuàngzào)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(fànlì)。
海伦·斯诺在《续西行漫记》中这样说道:“孙中山与其同志奋斗了(le)40年尚未成就的事业,1925至1927年流产的大革命(dàgémìng)尚未成就的事业,由日本人的入侵迅速完成了:这就是从根本上(shàng)唤醒(huànxǐng)地球上最伟大的一个民族。”
山西大同灵丘县(língqiūxiàn)。山雨过后,平型关烈士陵园(lièshìlíngyuán)芳草如茵。这里安睡着556位烈士。
1937年9月25日,八路军第115师东渡黄河,进入山西灵丘与繁峙两县交界处的平型关伏击阵地。一场激烈(jīliè)的伏击战(fújīzhàn)从上午7时持续到下午13时——长长的山谷(shāngǔ)间,留下了日军(rìjūn)1000多具死尸。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打破。
全民族抗战的号角(hàojiǎo),响彻每一寸山河。
初夏的成都(chéngdū),已起热浪。
人民公园门口,无名英雄铜像(tóngxiàng)静静挺立。一名年轻的川军战士,脚(jiǎo)穿(chuān)草鞋,身着短裤和旧式军服,手里端着一杆老旧步枪,保持着随时冲锋的姿态。
这是抗战川军英勇形象的(de)缩影。当年,30万川军从这里走出去,许多人再也(zàiyě)没有回来。
就(jiù)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天,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召开,“各路诸侯”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讨价还价,争吵不休。7月8日(rì)一早(yīzǎo),何应钦通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,原本一片混乱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,接着就是呐喊:我们愿率所部,参加对日作战(zuòzhàn)!
国难当头,家国情怀(qínghuái)、民族大义,被唤醒了。
川军出夔门,滇军渡金沙,湘军走三湘……这些曾经旗帜不同的军队,在(zài)上海、在太原、在台儿庄血肉(xuèròu)相融。
重庆市谢家湾,建川博物馆,一个由24个防空洞打造的民间抗日(kàngrì)博物馆。一面白布大旗静静地诉说着(sùshuōzhe)当年的故事。
这面旗的主人(zhǔrén)名叫王建堂。1937年深秋,他从(cóng)四川安县出发抗日,而一天前他还只是一名小学教员(jiàoyuán)。队伍即将出发,父亲王者成托人将一面白布大旗交给儿子。旗面中间是一个巨大(jùdà)的“死”字,左方写着:“国难当头,日寇(rìkòu)狰狞……赐旗一面,时刻随身。伤时拭(shì)血,死后裹身。勇往直前,勿忘本分!”右方写着:“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,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。”
后来,这面“死字旗”跟随王建堂出现在了武汉会战(huìzhàn)、鄂西会战、常德会战、长沙会战等(děng)多个抗日战场上。
什么样的父亲(fùqīn),会以“死”相赠?什么样的儿子,会带“死”出征?
北京密云“红嫂”邓玉芬先后把(bǎ)丈夫和5个孩子(háizi)送上抗日战场。他们全部战死沙场,为国捐躯。
抗日名将范筑先在儿子抗战牺牲的第二天,又把(bǎ)只有20岁的女儿送上(sòngshàng)了战场。
那时的中国(zhōngguó),这样的父母、这样的儿女,千千万万……
在建川博物馆,陈列着印有抗日标语的搪瓷杯、绣着“杀敌救国”的妇女(fùnǚ)头巾……器物无声,却(què)烙印着普通人的呐喊。
2015年9月3日,9名川籍抗战老兵及英烈子女出现在胜利日阅兵的(de)老兵方阵中。那一双双苍老(cānglǎo)的手,也曾紧握没有膛线的步枪。和(hé)他们(tāmen)一道接受祖国检阅和致敬的,是2个乘车方队近400位抗战老兵、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支前模范代表。
方队驶过长安街。街的北面,妙应寺中(zhōng)有一座美丽的白塔。
1937年(nián)侵华日军进入(jìnrù)北平时(shí),一位名叫罗德俊的工匠正在维修白塔。他把(bǎ)沦陷后的北平惨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,藏在白塔塔顶的夹缝之中:“今年重修此塔,适值中日战争……生灵涂炭,莫为此甚,枪杀奸掠(jiānlüè),无所不(bù)至,兵民死难者,不可胜计……战事何时终了,尚不可能预料,国家兴亡,难以断定……”无奈和茫然,写尽沦陷的印记。
街的南面,有一座高耸石碑。放飞的白鸽(báigē)掠过天安门广场,8个硕大的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(yìyìshēnghuī):人民英雄永垂不朽!
指向(zhǐxiàng)天空的纪念碑,注视着醒来的山河,更标注着一个(yígè)民族精神的海拔。
开国大典的前一天傍晚(bàngwǎn)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(dàibiǎo)来到这里,执锨铲土,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。
饱受创痛的中华民族从此迎来(yínglái)了新生,同仇敌忾(tóngchóudíkài)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!
第二天,面对沸腾的人海(rénhǎi),毛泽东振臂高呼:人民万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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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七七事变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(bàofā)
卢沟桥之岁月(中国画,中国美术馆藏,入选(rùxuǎn)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展(zuòpǐnzhǎn) 陈辉 作)
北京西郊,卢沟桥下,永定河水(shuǐ)静静流淌。
河畔的宛平城,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。广场上,象征(xiàngzhēng)国人苏醒的“卢沟(lúgōu)醒狮”雕塑仿佛正无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
在宛平,我们至今(zhìjīn)仍能听见那熟悉的歌谣:“卢沟桥,卢沟桥,男儿(nánér)坟墓在此桥,最后关头已临到,牺牲到底不屈挠!”
卢沟晓月,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,寓意着和谐(héxié)安宁。
1937年7月7日夜,阴沉,无(wú)月。中华大地,安宁不再。
这天深夜,日军诡称一名士兵“失踪”,蛮横要求进入宛平城(wǎnpíngchéng)搜查,遭中国(zhōngguó)守军拒绝后,即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,并悍然炮轰(pàohōng)宛平城。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此开始。
卢沟桥畔的(de)枪声,激起中国人民奋勇反抗,吹响(chuīxiǎng)了全民族抗战总动员的号角。
卢沟桥事变后第4天,新西兰记者詹姆斯·贝特兰来到北平。贝特兰在报道中(zhōng)写道:“1500年前,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;而现在(xiànzài),日本却(què)用坦克和大炮来答礼。”
日本,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,用长(yòngzhǎng)达半个世纪的蚕食和侵略,翻开(fānkāi)了近代以来(yǐlái)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:甲午战争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,1900年(nián)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北京,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、侵犯中国东北(dōngběi)领土和主权,1914年侵占青岛(qīngdǎo),1915年提出“二十一条”,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、侵占中国东北全境,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……
一把斧头、几根木棍捆在一起,拉丁语(lādīngyǔ)叫Fasces。它是一种刑具(xíngjù),也象征着权力,后被音译为:法西斯。
1919年3月,墨索里尼在(zài)意大利建立“战斗的法西斯党”。同一年,希特勒(xītèlēi)加入“德意志工人党”,在党内(dǎngnèi)推行“德国法西斯主义”,即“纳粹主义”。
也是(shì)在这一年,一个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北一辉,苦心炮制出一部(yībù)《日本改造法案大纲》,疯狂鼓吹侵略理论和法西斯政纲。
随后,这部让人匪夷所思(fěiyísuǒsī)的大纲竟然堂而皇之(tángérhuángzhī)进入日本皇宫“大学寮”。东西方法西斯的邪恶轴心连在一起,为(wèi)侵略找到借口。大批日本少壮派军官眼光贪婪地盯向彼时孱弱的中国。
这份(zhèfèn)贪婪,我们可以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展陈的档案中看出端倪(duānní)。
“惟欲征服支那,必先征服满蒙(mǎnméng);如欲征服世界,必先征服支那。”
这是1927年(nián)7月,日本首相兼(jiān)外相田中义一上奏给裕仁天皇的奏折,也就是臭名昭著的《田中奏折》。
日本此后的对外侵略战争,正是按奏折中(zhōng)的设计进行的。
10年后,在中国的版图上,日本(rìběn)军事力量的存在已令人(lìngrén)触目惊心——东北盘踞着日本关东军,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扬威耀武,日本战舰在中国内河近海随意停泊、游弋(yóuyì)。
在北平周围(zhōuwéi),不仅分布着近万(wàn)日本的中国驻屯军,北面的热河还集结有日本关东军,东面有日本扶植的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伪保安队17000余人,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4万人(wànrén)。
谁都知道,日本对华发动全面(quánmiàn)侵略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借口。1937年7月(yuè)7日,这头贪婪的野兽终于等不及了。
征服中国是日本法西斯集团争霸世界的既定方针和关键步骤。在(zài)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初步形成(xíngchéng),其与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构成世界主要矛盾的形势(xíngshì)下,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,已超出(chāochū)中日两国的范围,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。
“中国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个拥有(yōngyǒu)自治部落的(de)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……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。”这是九一八事变前,板垣征四郎(zhēngsìláng)给关东军动员时的讲话。
在日本侵略者(qīnlüèzhě)眼中,中国是一个混乱(hùnluàn)、分裂、缺乏组织和团结的国家。
正因为如此,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关东军仅仅用了4个月零(líng)18天,就将相当于(xiāngdāngyú)日本国土3.5倍的东北大地侵吞。
然而,卢沟桥不是(búshì)柳条湖(liǔtiáohú),1937年的中国也不是1931年的中国,更不是1895年的中国。
此时的中国,在一个先进(xiānjìn)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下,英雄的人民(rénmín)正在觉醒。
“平津危急(wēijí)!华北危急!中华民族危急!”
7月8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二天,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: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,才是中国的(de)出路(chūlù);号召全国人民、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(tuánjiéqǐlái),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,抵抗日本的侵略。
当天下午,蒋介石收到(shōudào)毛泽东、朱德等人联名发来的电报,要求实行(shíxíng)全国(quánguó)总动员,保卫平津、保卫华北、收复失地,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,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。
正在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海伦·斯诺报道:“红军一直(yìzhí)处于动员状态,5分钟之内就能作好开往前线的一切准备。七七事变后,他们更是(gèngshì)心急如焚,整装待发(zhěngzhuāngdàifā)。”
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(hé)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下,国民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(biànhuà)。
“如果战端(zhànduān)一开,那就是地无分南北,年无分老幼,无论(wúlùn)何人,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。”7月17日,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。
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,毛泽东予以积极地评价:“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,为国民党(guómíndǎng)多年以来(yǐlái)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,因此受到了我们和(hé)全国同胞的欢迎。”
以国共合作为(wèi)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,中国由此进入全(quán)民族抗战阶段。
不久,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出现在人们(rénmen)眼前——八路军总指挥朱德(zhūdé)和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,并肩站在了一起。
这一次,曾被国民党以10万大洋悬赏的红军将领(jiànglǐng)和(hé)曾率军“围剿”他的对手,进入了同一个战壕。
兄弟阋于墙,外御其侮。1937年8月25日,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,将中国工农红军(hóngjūn)第一、第二、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(wèi)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。民族(mínzú)危急关头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士,主动放下恩怨,与昔日的对手并肩走向抗敌战场(zhànchǎng)。
在忻口,八路军与国民党军联合作战,歼灭日军2万余人,创造(chuàngzào)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(fànlì)。
海伦·斯诺在《续西行漫记》中这样说道:“孙中山与其同志奋斗了(le)40年尚未成就的事业,1925至1927年流产的大革命(dàgémìng)尚未成就的事业,由日本人的入侵迅速完成了:这就是从根本上(shàng)唤醒(huànxǐng)地球上最伟大的一个民族。”
山西大同灵丘县(língqiūxiàn)。山雨过后,平型关烈士陵园(lièshìlíngyuán)芳草如茵。这里安睡着556位烈士。
1937年9月25日,八路军第115师东渡黄河,进入山西灵丘与繁峙两县交界处的平型关伏击阵地。一场激烈(jīliè)的伏击战(fújīzhàn)从上午7时持续到下午13时——长长的山谷(shāngǔ)间,留下了日军(rìjūn)1000多具死尸。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打破。
全民族抗战的号角(hàojiǎo),响彻每一寸山河。
初夏的成都(chéngdū),已起热浪。
人民公园门口,无名英雄铜像(tóngxiàng)静静挺立。一名年轻的川军战士,脚(jiǎo)穿(chuān)草鞋,身着短裤和旧式军服,手里端着一杆老旧步枪,保持着随时冲锋的姿态。
这是抗战川军英勇形象的(de)缩影。当年,30万川军从这里走出去,许多人再也(zàiyě)没有回来。
就(jiù)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天,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召开,“各路诸侯”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讨价还价,争吵不休。7月8日(rì)一早(yīzǎo),何应钦通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,原本一片混乱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,接着就是呐喊:我们愿率所部,参加对日作战(zuòzhàn)!
国难当头,家国情怀(qínghuái)、民族大义,被唤醒了。
川军出夔门,滇军渡金沙,湘军走三湘……这些曾经旗帜不同的军队,在(zài)上海、在太原、在台儿庄血肉(xuèròu)相融。
重庆市谢家湾,建川博物馆,一个由24个防空洞打造的民间抗日(kàngrì)博物馆。一面白布大旗静静地诉说着(sùshuōzhe)当年的故事。
这面旗的主人(zhǔrén)名叫王建堂。1937年深秋,他从(cóng)四川安县出发抗日,而一天前他还只是一名小学教员(jiàoyuán)。队伍即将出发,父亲王者成托人将一面白布大旗交给儿子。旗面中间是一个巨大(jùdà)的“死”字,左方写着:“国难当头,日寇(rìkòu)狰狞……赐旗一面,时刻随身。伤时拭(shì)血,死后裹身。勇往直前,勿忘本分!”右方写着:“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,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。”
后来,这面“死字旗”跟随王建堂出现在了武汉会战(huìzhàn)、鄂西会战、常德会战、长沙会战等(děng)多个抗日战场上。
什么样的父亲(fùqīn),会以“死”相赠?什么样的儿子,会带“死”出征?
北京密云“红嫂”邓玉芬先后把(bǎ)丈夫和5个孩子(háizi)送上抗日战场。他们全部战死沙场,为国捐躯。
抗日名将范筑先在儿子抗战牺牲的第二天,又把(bǎ)只有20岁的女儿送上(sòngshàng)了战场。
那时的中国(zhōngguó),这样的父母、这样的儿女,千千万万……
在建川博物馆,陈列着印有抗日标语的搪瓷杯、绣着“杀敌救国”的妇女(fùnǚ)头巾……器物无声,却(què)烙印着普通人的呐喊。
2015年9月3日,9名川籍抗战老兵及英烈子女出现在胜利日阅兵的(de)老兵方阵中。那一双双苍老(cānglǎo)的手,也曾紧握没有膛线的步枪。和(hé)他们(tāmen)一道接受祖国检阅和致敬的,是2个乘车方队近400位抗战老兵、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支前模范代表。
方队驶过长安街。街的北面,妙应寺中(zhōng)有一座美丽的白塔。
1937年(nián)侵华日军进入(jìnrù)北平时(shí),一位名叫罗德俊的工匠正在维修白塔。他把(bǎ)沦陷后的北平惨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,藏在白塔塔顶的夹缝之中:“今年重修此塔,适值中日战争……生灵涂炭,莫为此甚,枪杀奸掠(jiānlüè),无所不(bù)至,兵民死难者,不可胜计……战事何时终了,尚不可能预料,国家兴亡,难以断定……”无奈和茫然,写尽沦陷的印记。
街的南面,有一座高耸石碑。放飞的白鸽(báigē)掠过天安门广场,8个硕大的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(yìyìshēnghuī):人民英雄永垂不朽!
指向(zhǐxiàng)天空的纪念碑,注视着醒来的山河,更标注着一个(yígè)民族精神的海拔。
开国大典的前一天傍晚(bàngwǎn)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(dàibiǎo)来到这里,执锨铲土,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。
饱受创痛的中华民族从此迎来(yínglái)了新生,同仇敌忾(tóngchóudíkài)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!
第二天,面对沸腾的人海(rénhǎi),毛泽东振臂高呼:人民万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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